社会万象

同个厂的两条人命,价钱差两倍

时间:2020/9/7 7:17:02  作者:知行  来源:网络  查看:3  评论: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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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,我还是个实习律师。10月底的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,主管突然喊我,让我去协助黄律师处理一件新案子。

黄律师是我们律所的精英,他细长脸,戴眼镜,又瘦又高,白面书生的模样,虽然才28岁,就已经办理过多件大案要案,颇得主任的重视,江湖人送外号“京城第一黄律”——虽有开玩笑的成分,但也说明了同行们对他能力的认可。

这次派黄律师出马,说明案子不同寻常。我欣喜地背上书包,跟着黄律师走向了一辆黑色的奥迪。

“嚯,这俩律师够年轻的。”随车来的一位大叔说。此人国字脸,腮帮子有些肿,眼袋也有些大,一边搓手一边招呼我们上车聊。

“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坐定后,大叔就变得愁眉不展的。他自我介绍姓宋,是山东某国营工厂的工会主席,“最近不知怎么了,走背字,工厂里两天之内连死两人。”

宋主席说,这两名死者平时互相不认识,也没有任何关联,但他们死后,家属却不约而同采取了同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——“闹”。他在工厂外面被村民包围,在工厂里面被家属骚扰,到后来索性也不回家了,每天吃住都在厂子的大会议室里。死者家属们过来就接待,听他们的诉求,再安慰、反复说车轱辘话,但只要一说到钱,调解就结成了死扣——工厂的赔偿方案与死者家属的想法差距过大。

事情陷入了僵局,因为两个死者家属多次聚众闹事,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。宋主席跟厂长思前想后,最终决定从北京请律师,用法律武器维权。

黄律师打断了宋主席的絮叨,问起两起事故的详细经过,想先判断一下工厂到底有没有责任。宋主席回答之前,先叹了口气。

这家工厂是一家生产型企业,日常生产需要用大量的煤,所以专门为运煤的火车修了条铁路。这条通往工厂的铁路要从一座公路桥下穿过,10月中旬的一天,一名老人摇摇晃晃地溜达到公路桥边,可能是想在路边的墩子上躺一躺,休息一下,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下去。

公路桥距离下面的铁轨大概有5米多高,老人当场死亡,桥边的监控探头拍下了整个过程,后来老人被人发现拉到医院,诊断报告提到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较高。

听到这里,黄律师觉得老人自身的责任更大,而且有监控录像做证据,工厂即使有责任也很有限,不需要赔很多钱。

可宋主席苦笑着说:“单说这个事儿吧,我们厂也觉得自身没啥责任。但这个死者的身份我们是真惹不起啊——他是我们厂隔壁村村长的父亲。”

这家国营工厂建厂较早,当时征用了隔壁村的一部分土地,需要按期向村里交钱。村长就借这一层向厂长提要求,让他给自己的父亲谋个差事——其实就是变相地要钱。

工厂想在这里安稳生产,就得维护周边的各种关系,于是厂长就安排村长父亲负责巡查那条运煤的铁路,这并不是什么正式岗位,也没指着老头能做什么,其实就是白给一份工资。

出事的时候,正是村长父亲上班的时间,按规定是不能喝酒的,但村长才不管这么多,和他的几个兄弟带领着村民围厂闹事,前几天还试图冲击厂区,得亏厂里有部分生产经营区域是由武警把守的,才没让他们闯进去酿成大祸。

让厂长和宋主席始料未及的是,村长父亲醉酒摔死这件事还没摆平,厂里的一个职工小王又出事了。

那天中午,小王在厂里转来转去,最后走进了“职工之家”。当时职工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,图书阅览室、影音室都锁着门,只有健身房的门开着。小王进去之后,摸摸这个器械,捅捅那个器械,最后不知是怎么想的,躺在杠铃底下做卧推。杠铃很沉,举起来并不容易,在平时,一个人要推举,一旁还得有人保护。

瘦弱的小王刚把杠铃举起来,随即胳膊一软,杠铃就压在了脖子上。当时健身房里没有别人,小王一开始还在挣扎,后来就渐渐不动了,直到一个多小时后,才被前来锻炼的职工发现。

小王的老婆是厂里的职工,丈夫死了,她就每天找宋主席要说法,有时还半夜在宋主席家门口一边哭一边烧纸钱,弄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。此外,小王的老婆还找了些小痞子帮忙施压,每每见到宋主席,她负责哭诉,小痞子们就在一旁秀肌肉。

因为这两起意外事故,整个工厂“腹背受敌”。每天,厂长出入厂区,屁股后面总跟着一连串哭声,为此厂长批评了宋主席好几回,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,“否则就把你下放到生产一线铲煤去”。

宋主席说完又叹了口气,黄律师和我对视一眼,知道这件事情麻烦了。

2

到达工厂已是傍晚,天色渐渐昏暗下来,远远就看到工厂连排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,规模确实挺大。再近一些,就能看到宽敞的大门口满地都是散落的白布、纸钱和花圈,还有一群披麻戴孝的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饭喝酒。

车子越开越近,宋主席突然猛地把身子一矮,藏到了座位底下,我和黄律师吓了一跳,宋主席侧着头解释:“我得躲一下,否则这帮人看到我就该把车围住了。”

司机一脚油门,车迅速冲进工厂。

我和黄律师安顿下来,就立即开始分析案情。其实关于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相对简单的,因为赔偿项目、赔偿标准,法律都有明确规定,只要按照计算公式算数就行。但关键问题是,这两起案子,家属都不愿走法律程序,也不打算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,只能靠谈判。

那天晚上,我俩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,算出两起案件的赔偿金额都不高,这在无形中又增加了谈判难度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和厂长、宋主席一起开了个短会,厂长并没有听完我们详细的报告,就直接全权授权我们与死者家属谈判,要求尽快解决这两起纠纷——工厂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,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,如果久拖未决,有可能会被定义为“生产安全事故”,这对工厂的影响太大了。

厂长还交代我们,来年工厂还计划要扩大生产规模,还要从隔壁村征地,所以村长父亲的事情必须妥善处理好。最后,他坚定地说:“既不能无条件满足对方的无理要求,也要考虑一些人道主义精神。你们去做吧,把握好度!”

 

谈判在当天上午正式开始。我和黄律师快速讨论了一下,决定从最难处着手,先与村长一家见面。

为了避免人多嘴杂,同时也怕人多局面难以控制,我们提前沟通,要求对方来谈判的代表不超过3人,且必须是能做主的人。不一会儿,村长、村长弟弟和村里的一名长者就进了会议室。

村长五短身材,脸庞黝黑,小眼睛总在快速地眨动,精明干练中透着一丝狡黠。落座后,宋主席开始介绍,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律师,村长仔细地盯了我们一眼,又舔了舔嘴唇。

介绍完我们,宋主席就不再说话了,全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黄律师的身上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,黄律师才开口,他先请村长节哀:“令尊的事情也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,但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件事。这也是我们专程从北京过来的目的。接下来我先向各位介绍下法律相关规定……”

这时,村长打断了他的话:“黄律师,你也甭说那么多了,直接告诉俺们厂里打算赔多少钱吧!”

黄律师看了一眼宋主席,说厂里打算赔付的金额是12万左右。村长一下子站了起来,喊道:“咋?才12万?俺爹的命就这么不值钱?老二,走,该给咱爹烧纸去了!”说罢,村长和他弟弟转身离开了会议室,留下我和黄律师面面相觑。

之前,宋主席和家属谈判的时候,村长一家报过价码。一开始他们要120万,后来降到110万,就再也谈不动了。

“又是这样,根本没法谈。”宋主席躬身给村里的那位长者递了杯水,“老人家,您作为长辈,劝劝村长,这件事折腾下去也不是个事啊!”

老人抿了口水,慢悠悠地说,村长家在村里是大户,自己过来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话:“你们还是再好好琢磨下,反正现在农闲,村里没什么活儿,村里人在哪待着不是待着?耗下去影响的只能是你们。”

这时候,窗外的哭声逐渐变大,黄律师叹了口气:“叫小王的家属进来吧。”

3

早就听宋主席说,小王的老婆小张是本厂的“厂花”。她进会议室的时候,我们都仔细地看,她长着一张娃娃脸,大眼睛,穿了一身白裙,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。

小王的死对小张影响好像并不大,虽然她满脸都是泪水,但并不显憔悴,而且我注意到,她虽然没化妆,穿得也很素净,但首饰戴得十分齐全——项链、耳环、戒指样样不落。

一个男人跟在小张身边,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,胳膊上还有文身,说自己是小张的哥哥。宋主席听了“哼”了一声,然后向对方介绍我和黄律师。

与跟村长一家见面时不同,宋主席介绍完之后并没有沉默,而是指责起小张来:“你对你男人平时怎么样,厂里人都知道。你不让小王吃饭,打小王,还把他赶出家门,你看看人都成啥样了?我作为工会主席,完全可以代表组织告你虐待!现在小王死了,你还好意思来找厂里要钱?完全不讲道理啊!”

宋主席曾跟我们说过,“小王简直就是全厂最窝囊的男人”——他性格内向、寡言少语,在厂里特别没有存在感,平时跟谁说三句话都会脸红,越到最后声音越小,有时跟女同事说话,还会落荒而逃。以前有人想着捉弄小王一下,但几次试探之后,觉得索然无味,渐渐地就没人愿意再搭理他了。

但谁也没想到,小王这样的人竟然娶到了“厂花”。

他们婚后没多久,小张生了个闺女,厂里的人都说这孩子不是小王的。小张生完孩子,也不像愿意好好过日子的样子,平时既不管孩子,也不管丈夫,总是打骂小王,还动不动就将他赶出家门。小王没地方可去,只好在厂里四处游荡,厂里的人都看到过他游荡的身影。

宋主席不喜欢小张,觉得她为人不本分,但为了让小王生活得好一点,他曾经给他们夫妻做过思想工作。

那次,小王站在旁边一声不吭,低头瞅着地面;小张则抱怨连连,说小王不争气、不上进,搞得一家人几年买不了新衣服,孩子连肉都吃不上。她让宋主席多多照顾他们一家:“没事儿多发发福利啥的,省得大人孩子缺吃少穿,过的日子不像日子,最好再给我们涨涨工资,改善下住房……”

宋主席吃了瘪,无话可说。

这次谈判,小张倒收起了那一张利嘴,不说话,就在那低头抹眼泪。她哥哥先开了口:“宋主席,你讲话可要负责任。健身房该锁门的时候没锁门,又没人看着,我妹夫死在健身房里,工厂就有责任。你们让我妹妹以后怎么过?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难呐,你是工会主席,难道不该关心员工的后续生活吗?怎么还教训起来了?这不合适吧。”

宋主席一时语塞,黄律师见状接过话茬,先给小张和她哥哥介绍了相关法律规定和金额计算公式,然后说:“这样算下来,工厂的赔偿金额大概是10万。此外,作为厂里的职工,其他该有的福利待遇厂里也会一并给到你们。小张还年轻,有劳动能力,也不可能指着这笔赔偿过一辈子不是?”

小张继续沉默,她哥哥先不乐意了:“才10万?那个农村老头你们还打算赔12万,我们年纪轻轻的大活人没了,必须100万!少一分都不行。那个村长我知道,他们要110万,我们可以降10万,把钱给我们,我们马上火化发送,再不找你们的麻烦。”

我们刚给村长一家报了赔偿方案,小张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具体的赔偿金额,很明显,两家人已经结成了“联盟”。

窗外,村长家人的哭声还在持续,小张坐在屋里也哭了起来,我和黄律师看了看宋主席,他斩钉截铁地说:“100万是绝对不可能的,你们家的情况跟那个村长家的情况也不同,没有可比性。”

谈不拢,小张和她哥哥也拂袖而去。宋主席直接开骂:“什么哥哥,就是她的姘头!仗着手底下有些小痞子,裹着一起闹。小王一死,这更加明目张胆了。”

黄律师想了想,就问小王是否还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谈谈,宋主席说,小王的父亲还在,但人已经老糊涂了,“平时也是被儿媳妇欺负得不行,指不上”。

黄律师提醒宋主席,小王的父亲也是权利人之一,不能只让小张出面谈,否则即使问题解决了,对工厂来说也有潜在的风险。

宋主席一拍大腿:“那好,晚上我带你们去看看他父亲,你们可以聊聊试试。”

4

“王老爷子也是不容易,就这么一个窝囊儿子,还没留住。”晚上,宋主席拎着一袋米和一桶油,边走边说,“正好工会有些慰问品,我拿给他。”

几天相处下来,我觉得宋主席这个人算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——厂里的事儿不分大小他都要管,心里爱护职工,但言语里总有一股恨铁不成钢的劲儿。

说话间,我们就到了小王的父亲家,没想到小张竟然也在。看来我们想到的,小张早就想到了,而且抢先一步来做了思想工作,一家人团结起来要钱。

看到我们,小张又开始抹泪,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头,他拄着拐,冲我们大喊:“我儿子没了,工厂得管我,具体事情就按我儿媳妇说的办,你们别欺负我们家里没人!我也是厂里的老职工了,小宋,你别以为当了官就可以欺负我们!”

宋主席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讪讪地放下米和油:“老王,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,我这还给你拎了米和油过来,厂里不会不管你,但你们不能无理取闹啊。小王现在还在太平间里躺着,你们也不管啊?”

“我们没钱!”小王的父亲挥舞着拐杖,“厂里不给钱,我们没钱处理后事。”

虽然小王的父亲情绪激动,但黄律师还是想跟他讲讲赔偿方案。宋主席见势不对,连忙拉着我们往外走,老王跟在后面不依不饶地叫喊,压根不听律师说了什么。

 

这一天的谈判结束了,晚上,我和黄律师在房间里愁眉不展。黄律师反过来问我这个实习的:“小林,我们跟他们讲法律,他们跟我们耍无赖,这可咋整?”

我苦笑,说也许再耗一耗,对方耗不起了就好谈了。黄律师觉得光耗着也不是办法,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山东,律所里还有好多工作要做,“我琢磨着再等两天看看情况,不行咱们就先回北京!”

没想到,我俩在山东一待就是两个礼拜,天气由暖转凉,连换洗的衣物都是现买的。这中间我们又跟两边家属谈了几次,讲法律、讲感情、唠家常、聊未来,但统统不好使,每次都弄得不欢而散。甚至有一次,我们跟村长再次谈崩,村长直接冲出会议室,试图指挥村民冲击厂区,但因有武警把守,只得作罢。

时间久了,厂长颇有微词,当着我们的面对宋主席说:“这从北京请了律师也没啥用啊!老宋啊,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了。这事要再拖下去,别说你了,我这厂长也当不了了。”

那是我们到山东的第17天,我一早起床,看到黄律师红着眼坐在床边,桌上的烟灰缸里全是烟头,旁边的本子上胡乱写了很多字。他可能一夜都没有睡。

我劝他别太折磨自己,这案子办到这种程度,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毕竟我们只是协助给当事人出意见,不是替领导做决策的,使不上劲,(律所)主任会理解我们的。

“小林,我想再谈一次,要还是不行咱们就撤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他奶奶的,再拼一次!”黄律师狠狠地说。

 

这次见面,只有村长一个人来,他满眼血丝,想必这段时间也很难熬——亲爹去世,儿子为了多要钱,后事一直没料理——山东人特别讲“礼”,这种行为在农村已经足够让人戳他的脊梁骨了;他组织全村村民来厂区闹事,听说已经被乡长、书记约谈了,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在厂区门口静坐是违法的,他的指挥渐渐乏力……

我们还没张口,村长抢先说道:“二位是从北京来的律师,是明事理的。俺家这个事情,说实话,打一开始就没想要打官司。俺们也打听过,知道这事俺们不占理,你们不赔钱都能行。但你们想,俺大小是个村长,如果跟其他人一样就这么的了,以后俺在村里说话还能好使?”

“俺跟你们厂长也有交情,知道你们以后还要用俺们村的地,所以这次的事咱们不讲法,就论理!你们也别拿之前的赔偿方案讲了,肯定不可能。大不了俺最后不当这个村长了,豁出去来跟你们闹!”村长越讲越激动,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,“俺们不是图钱,俺们争的就是个理!”

黄律师安慰他,说自己会跟厂长汇报的,争取更新一版赔偿方案,但这期间,希望村长能管好村民,否则事情搞大了,双方都不好收场。不过他也没有把话说满:“如果最后还是谈不成,那只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,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

我感觉黄律师这次说话跟之前似乎有些不一样,但具体哪儿不一样,我又说不出来。送村长离开的时候,我分明看到黄律师微微笑了一下。

宋主席问要不要继续约小张谈谈,黄律师说不必了,他要马上见厂长,“看看能不能先把村长的事情解决了,解决了村长的事情,那个小张的事好解决!”

5

那天,黄律师跟厂长讲了什么,我不知道,宋主席也不知道。只知道会后,黄律师让我马上起草和解协议,他言语之间,带着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:“赔30万,家属承诺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,再不追究厂里的任何责任!”

“啊?那村长能同意吗?这离110万还差得远着呢啊!”

黄律师手一挥:“村长一定会同意,不信你就看!”

当天晚上,村长带着相关亲属来到一家酒店里,集体签署了这份和解协议。签协议的时候,村长与宋主席和黄律师谈笑风生,其他家属也没有很悲伤的感觉,可能是这件事情终于得以解决,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

协议签完,厂里也很痛快,把30万现金装了半提兜,直接给了出去。这时厂长也来了,这是村长父亲出事后,他第一次与村长见面。事情办妥,他俩走到走廊尽头说了好一会儿话,最后握手告别。许是我的错觉,我竟然看到村长的脸上荡漾着笑意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工厂前后门一个静坐的村民都没有了,所有的丧葬用品都不见了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 

村长的事情处理完,我问黄律师小张那边打算怎么解决。黄律师说:“你看着吧,很快她就要约我们聊了,有人该着急了。”

说来也巧,黄律师话音刚落,宋主席就收到了小张发来的短信,主动提出要再谈一下小王的赔偿事宜。宋主席问黄律师怎么办,黄律师说:“这样,你按我的方案这么安排……”

那天傍晚,小张跟她“哥哥”一起来到酒店,两人一进门,最先看到的是摆在桌子上的,一沓一沓的10万元现金。在2008年,10万元的现金摊了一桌子,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。

“你们什么意思?只赔这些钱?”小张“哥哥”率先发话,“听说你们给村长赔了几十万,欺负我们家里没人是不是?”

黄律师说一码事归一码事,厂里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,才决定给小王的家人10万元补偿金,钱都放在这里了,同意的话就签协议拿走。不同意的话,厂里不会再谈了:“你们去走法律程序,最后法院判赔多少厂里都认。如果闹事,直接报警。”

黄律师让他俩好好考虑,又跟小张“哥哥”说,他既不是小王的直系亲属,也没有授权委托书,厂里没义务跟他直接对话,行还是不行,要小张来说。

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,我在心里默默祈祷:“同意吧,同意吧,同意了我就可以回家了……”

过了几分钟,小张吐了口气:“行,我签。厂里就会欺负我们孤儿寡母,我也实在没精力折腾了,这些天孩子都没正经吃饭。”

“之前也没见你管过小孩啊。”宋主席忍不住在一旁嘲讽。黄律师拉了他一把,开始张罗起草协议,并要求小张和小王的父亲都得签字。

“老头还用签吗?我代签了得了。”小张说。

黄律师说不行,老人也是权利人,都要签。小张看了她“哥哥”一眼,答应了,说一会儿她去做做老头的工作。

我们拟好协议,宋主席跟着小张一起去找小王的父亲,据说签字前老人问小张,这钱给他分多少。

“爸,等拿到钱,给您8万,我和孩子留2万,我还年轻还能挣钱。您签了字,厂里马上就发钱!”小张说。

6

两件案子都顺利解决了,我和黄律师回北京之前,厂长又专门跟我们见了一面,大大地称赞了一番我们,又重点夸赞黄律师“年轻有为,为厂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”,云云。

在火车上,黄律师接到了宋主席打来的电话,宋主席开玩笑说,自己终于不用去生产线上铲煤了。此外,他还带来了一个新消息——小张的事儿还没完。

那天小王的父亲签完了协议,小张跟她“哥哥”就从宋主席那里领走了10万块钱。看着小张的背影,宋主席还跟周围的人感慨:“老王和孩子以后要遭罪了,肯定是没人管了,这钱不定便宜谁了。”

半夜,宋主席被电话吵醒,小张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大喊道:“钱,钱都被那个王八蛋拿走了,说是兄弟们不能白出力,得拿点儿辛苦费,这边老头还堵着跟我要钱,宋哥我该怎么办啊?”

宋主席说他当时觉得特解气,喊了回去:“管不了,你自己家的事情自己处理,之前怎么劝你的?不行你就报警吧!”

挂了电话,黄律师先是和我感叹了一番。

借着这个当口,我就问起他那天到底给厂长出了什么主意,这么轻易就处理了村长父亲的事,“最后到底是咋解决的啊?”

黄律师先喝了口水,向我娓娓道来。

最后一次谈话,村长其实也快顶不住了。黄律师发觉,这个村长很精明,父亲出事后,他第一时间就找了几个律师咨询过,知道自己打官司拿到的钱极其有限,而且再跟家里的兄弟姊妹分,最后就是白忙活,也不落好。

村长提起了“工厂扩建”这件事,联想起之前厂长对我们特别的交代,黄律师就猜,村长的真实意图是想抓住这个时机跟工厂谈未来的合作——对于他父亲的死,工厂总归心存愧疚,同时村民的包围又让工厂压力倍增,借此机会提要求,肯定要比正常情况下要容易得多。

黄律师的心里明白了几分,之后与厂长的单独谈话,又印证了他的猜想——村长能靠征地挣一笔钱,工厂扩建做工程,中间村长还有很多可以挣钱的机会,这些钱都能落入他的荷包,不用跟家里的兄弟姊妹分。而厂长也确实需要村长配合工作,这样在以后的征地和建设过程中,才能尽量减少来自村民方面的阻碍。所以黄律师给厂长提“建议”:就工厂未来的征地、施工建设等事与村长形成统一的意见和初步方案,比如:征地范围、工程进料等,都让村长参与进来。

当时,村民聚集在工厂周围闹事已经给工厂的领导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,所以厂长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方案,很快就通过了表决。

“之后再赔多少钱,无非就是个意思了。”黄律师跟我说,其实厂长跟村长的私交很好,双方借这个事情,都能得到很大的好处,“两个人着急的是没有机会来实施这个计划,只能由外人讲,最后总算是借律师的嘴把这个方案给落实了。”

我听得瞠目结舌,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人命纠纷,没想到后面还这么多弯弯绕。

但话又说回来,也许就是因为有后面的这些弯弯绕,人命的“价值”才会有所不同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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